古镇

分布播报编辑

分布

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

陕西 甘肃

江苏

浙江

四川

水磨古镇（汶川大地震后重建）

泰安古镇（汶川大地震后重建）

江西

徽州婺源古村镇（篁岭、江湾、李坑、思溪延村、汪口、上下晓起、庆源等）

安徽

徽州古村镇（西递、宏村、唐模、呈坎、南屏、龙川、渔梁坝等）

上海

福建

五夫古镇（朱熹故里）

重庆

安居古镇（安居古城）

洪安古镇（边城）

龚滩古镇（三峡工程蓄水后重建）

大昌古镇（三峡工程蓄水后重建）

云南

贵州

湖北

上津古镇（上津古城）

湖南

茶峒古镇（边城）

广东

广西

台湾

建筑与格局播报编辑

建筑与格局

古镇的建筑与格局深受其作为古代商业集镇性质的影响，空间布局与自然环境、经济活动和防御需求紧密关联。江南水乡古镇的格局受水网环境的影响，建筑依河而筑，街巷狭窄，桥梁众多，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24]。

江南地区的古镇聚落空间形态主要受水网影响，可分为十字状、放射状、团状等类型。十字状水乡是指聚落空间以河道交叉口为主要中心点向外围的四周发散性辐射扩展。放射状水乡是指聚落空间以一条主干河道或主要道路为中心主体，形成多个放射点。团状水乡因聚落空间没有明确的向心性，位于由很多条纵横的河道相互交叉处，形成网状布局 [9]。

以上海地区的古镇为例，多形成于唐宋时期，因水运便利而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格局。例如朱家角镇形成“三河、九街、多弄”的城镇格局，新场镇留有“前店中宅、跨水为园”的特有宅院格局 [11]。州桥古镇则拥有“十字加环”的独特地形 [8]。

在建筑类型上，一些古镇的古民居融合了多地风格。例如，兰州青城古镇的古民居吸收了北京、天津、陕西、山西等地的建筑特点，形成四合院、三合院、条形院落等多种类型，砖雕、木雕工艺精湛 [13]。

此外，一些古镇还发展出独特的建筑形式以适应当地环境。如常州焦溪古镇的“黄石半墙”建筑，从地面往上三分之二处由大块黄石垒砌，上部用砖砌成，具有防洪防潮、冬暖夏凉的作用 [10]。

这些多样的空间格局与建筑形式共同构成了古镇的历史风貌与文化底蕴。江南水乡古镇的格局和建筑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审美艺术价值 [24]，其空间和景观所呈现的状态是江南水乡古镇重要的价值载体 [25]。

文物与考古播报编辑

文物与考古

古镇作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蕴藏着丰富的文物遗存与重大的考古发现，是研究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实证 [14-15] [17]。

四川成都青白江区的城厢古镇，考古发现了汉代“新都城”城墙遗址，其使用年代为秦汉至蜀汉时期，是成都平原历史时期目前修建时间最早和延续最长的城址之一，该发现将文献记载的城厢镇置县史提早了700余年 [16]。此外，在当地的省级文保单位明教寺觉皇殿内，发现了四川唯一的明清两代重层壁画 [14]。

湖南湘西龙山县的里耶古镇，在一号古井中出土了36000余枚秦代简牍，为研究秦代历史、制度、社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一手材料。里耶古城遗址及秦简于2003年列入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于2002年被增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7]。

江苏苏州的同里古镇历史文化遗存丰富，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地1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15处，是江苏省唯一一个整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镇 [15]。

江西宜春的万载古城，其核心田下古城片区聚集了27座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古祠堂，分属不同姓氏，堪称露天的古祠堂博物馆。

此外，上海青龙镇遗址作为上海地区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考古出土了来自各地窑口的大量瓷器及隆平寺塔基等遗迹，实证了其作为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历史地位 [19]。

保护与利用播报编辑

保护与利用

《上海市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条例》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旨在拒绝“千镇一面”，强化历史建筑保护，并引入“保护责任人”制度 [20-21]。《嘉兴市西塘古镇保护条例》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明确保护核心区建筑原貌，并鼓励参与长三角区域文旅协同发展 [22]。

同里古镇以活态遗产保护为宗旨，通过“修旧如旧”、新旧融合等方式进行保护与更新 [15]。城厢古城采用“政府+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投入2亿余元对近60处文物进行保护性修缮 [14]。

泗泾古镇探索“历史保护与金融支持绑定”、“城市更新与惠民生融合”等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23]。

江南古镇研究呈现从“单体保护”向“整体保护”、从“书斋考据”向“技术赋能”、从“学术价值”向“价值转化”、从“凝固历史”向“阐释文化”转变的趋势 [18]。

旅游与发展播报编辑

旅游与发展

根据2025年的行业报告，全国2800余座已开发古镇中，超半数面临同质化、空心化等挑战，游客对“记忆点”和“独特体验”的需求显著升级。尽管存在压力，但部分古镇通过创新模式实现了客流增长 [26]。

在发展模式上，周庄模式以“政府主导，居民推动，全民参与”为特点，其优势在于开发起步较早，弊端则是商业氛围浓重 [1]。乌镇模式通过资本运作进行整体管控，但近年来传统重资产模式面临瓶颈，根据其母公司2024年业绩报告，乌镇景区全年接待游客量较2019年巅峰时期有所下滑。南浔模式曾出售古镇经营权，2023年初以取消大门票为起点进行模式突破，引入多元化商业IP“首店”，此举有效吸引了客流，2024年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3% [26]。朱家角模式通过经营古镇取得保护与开发资金，近年来突出“灵韵朱家角，海上最江南”的定位，通过取消大景区门票、实施全域景观焕新、深化业态调整、完善智慧化管理与服务，致力于打造生活品质“新极核”，2023年接待游客达780万人次 [31]。安仁模式则依托民国公馆群定位“中国博物馆小镇”，走出特色发展道路 [2] [4]。

在创新发展趋势与路径上，智慧旅游成为方向，如云南和顺古镇运用5G、大数据、智能导览系统打造“数字和顺”，江苏同里古镇通过智慧景区提升工程实现实名制购票、智能导览与客流监控 [28-29]。活化节庆与沉浸式体验受到重视，浙江廿八都古镇通过实景剧本杀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延长3小时。文旅融合与“古镇+产业”推动发展，浙江濮院时尚古镇举办时装周，广西黄姚古镇依托“康养旅游服务业聚集区”定位，发展“文旅+农业+商贸”多业态 [26] [30]。区域联动与集群发展也在推进，沪浙毗邻地区联动举办“古镇过大年”活动，江南水乡古镇则持续尝试“打包申遗”以缓解同质化竞争 [26-27]。

开发播报编辑

开发

发展模式

1.周庄模式——政府主导，居民支持，全民参与

拥有千年历史的周庄，属于江南古镇中开发较早的一例。上世纪八十年代，资本市场还较为单一，多数都是政府出资开发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很难找到社会资源投资，所以周庄最初的开发资金以及主导力量都在于政府。

周庄古镇1989年4月，周庄第一个景点沈厅开门迎客，全年只有5.5万人次的游客。可是到2007年却实现了年游客接待量超过300万人次，之所以得到大力发展，主要在于“政府主导，居民推动，全民参与”。

周庄自古就是重商之镇，其商业氛围也是江南水乡古镇中最为浓厚的。虽然三步一万山蹄、五步一丝绸店的场景令很多游客不满，但商业才是周庄的立镇之本。

政府在保护、开发周庄的时候大力提倡以“居民利益为中心”，把原住居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居民是古镇的居住者,古镇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不是把古镇当作景区来保护,而是当作一处人类聚居地来保护。

政府认可这种依托传统居民开设商业场所的做法，并认为这种做法给居民带来发展和收益，这是周庄的成功之本。

周庄的优势在于其特有的资源优势，且开发起步较早。弊端则是商业氛围太浓重，但这同时也是周庄模式的特点 [1]。

2.乌镇模式——积极进行资本运作

江南古镇乌镇，具有1300多年的悠久历史。

2001年开门迎客，当年有205万人次。

2008年有284万人次，门票收入1.14亿元，其发展模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为乌镇模式。

1999年，在乌镇开发初期，成立了乌镇旅游开发与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股东为桐乡市乌镇古镇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主营业务为乌镇景区的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

乌镇最大的特点不是建筑群的特色，而是镇的整体风貌。所以在保护、开发的时候大力提倡“为了保护古镇整体风貌，禁止居民经商”，景区内的居民被要求搬迁出古镇,80%以上的房屋由政府直管，统一整修后出租。这种措施有利有弊，优点是政府更容易控制、公司利益得到保证，也解决了“原住居民生活与古建筑保护之间的矛盾”，保护了古镇风貌，避免了古镇商业化发展带来的文化体验质量下降，使地方财政受益。缺点是它缺少浓厚的原住居民生活气息，这里更像一个没有原住民的景区。

为了增加客流量，乌镇还积极地进行资本运作，方式多种多样，如在2007年中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斥资3.55亿入主桐乡市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始打造新乌镇，并占有60%的股份，这不但有效解决了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所需的资金短缺问题,和拥有完善旅行社业务系统的中青旅联袂，对乌镇营销宣传和客源组织意义重大。

3.南浔模式——出售古镇30年经营权

南浔古镇位于浙江湖州，拥有700多年历史，其开发模式饱受争议。

2000年，南浔启动开发的时候成立了南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多方筹集资金1亿元用于保护开发，但资金远远不够。

到了2003年底，南浔为了提升客流量，与上海博大合作，博大以23亿买下南浔30年经营权，并占有70%股份，政府占股份30%，南浔这才有了足够的资金用于开发。

南浔古镇这种是一种“采用项目整体开发运作”的合作方式，博大出资进行古镇修复、整治和旅游配套，政府用土地进行补偿，实现项目的前期投入产出的基本平衡。当时这个举措受到很多批评，专家担心破坏古镇风貌、居民害怕自己利益和生活受到影响，但最终南浔还是顶住压力的情况下保护了古镇。2007年，南浔接待游客70万人次，比2006年增长了40%。

这种合作模式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长期文化投资意识、充足资金、经营能力，同时也需要政府在执行法令、规划、合同等方面的严格、严密和严谨，避免因政策变动、不兑现承诺而使企业正当收益受损，从而引发短期行为。

南浔模式实施了古镇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使得南浔在旅游项目建设、旅游产品体系构建及旅游市场营销与品牌宣传等方面由于公司化市场运作,能在短期内塑造江南大宅门的旅游品牌,并收回保护与旅游开发资金。

同时，还有效解决了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使古镇保护走出了完全依托财政资金及政府主导保护的道路。当然，这种模式还需在实践中完善,尤其是社区利益分配、居民共享、地方财政受益额度、古镇保护监管等方面都需要着重思考以有效解决发展中的矛盾。

4.同里模式——与国内外相关部门紧密合作

同里属于开发较早的古镇，以政府为主导，并一直保持着和国内外相关部门的密切合作，强强联合，尤其是加强市场营销、品牌构建、资本等方面的合作。这种方式和南浔模式略有相同，都是吸引外部资金，但同里没有卖经营权，同里镇政府永远处于主导地位。同里模式的举措就是打造国际同里、大同里旅游圈。

同里古镇1997年政府先投资2个亿进行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古镇旅游区域狭小，又由于古镇保护的限制，很难进行旅游设施的配置与相关旅游产业的建设。2007年,同里镇与中国世贸集团协议共同打造131.54平方公里的大同里旅游生态圈，依托古镇资源与市场优势,对古镇区以外的资源进行开发与建设，把全镇纳入旅游产业发展的范围,完善古镇旅游产品体系,增强古镇旅游发展竞争力。以此使“水乡古镇游”转型为“国际化的高级旅游新目的地”。

此外，同里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退思园”是世界文化遗产，以此可吸引国际相关科研机构和同里合作，进行研究以及古镇保护发展。

2003年，同里与国际著名的古建筑保护机构日本九州大学山野善郎研究室签约成立了日本九州大学山野善郎研究室太湖流域古镇保护同里研究中心,为同里的古镇保护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2005年,同里制定了“同里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实施办法”，为同里的保护、开发、发展构筑了完善的框架。

2005年，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为同里做了部分概念性规划。

5.朱家角模式——通过经营古镇取得保护与开发资金

朱家角位于上海青浦区，和其他古镇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地处上海后花园，享受着上海卫星城及重点城镇开发的待遇，而它因为开发较晚，其他古镇的定位都是观光型，而朱家角则是度假型旅游目的地，定位于“世界度假茂”。按照宜居城市的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建设；按照国际花园城市标准，打造宜居环境；遵循世界文化遗产评定标准，对朱家角古镇实施积极的保护。

1998年，朱家角开始发展旅游业，由国有企业集团上海朱家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通过“经营古镇”的方式获得“保护与旅游开发资金”。如改善环境、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出让土地等，把原本低廉的城镇土地改造为寸土寸金的开发用地，再通过土地升值获取资金。

在开发方式上，朱家角树立了整体开发理念，保护与旅游开发区域不仅仅局限于古镇区，和古镇、新镇、淀山湖一体化开发。

此外，与江南其他古镇不同的是，朱家角是一所免费开放的古镇，通过经营古镇取得保护与旅游开发资金，通过保护与旅游开发使地方特色文化得以有效保护，使地方特色文化转化为地方特色经济发展的资源。

朱家角模式的成功也并不代表其没有缺陷。周庄模式、乌镇模式的成功在于打造了生活型古镇的形象，古镇文化资源得以深度开发。朱家角古镇在打造度假型旅游目的地的道路中,应进一步探寻如何引进市场机制,像乌镇那样引进旅游集团走股份制经营道路,也可以探寻如何深度开发文化资源,像周庄那样打造文化型朱家角 [1]。

安仁古镇6.安仁模式——特殊性定位的特色古镇（民国风格的博物馆小镇）

安仁镇位于四川成都的大邑县，于2009 年 9 月 12 日被中国博物馆学会正式批复为“中国博物馆小镇”，以“百年安仁、馆藏中国”为定位。安仁古镇自此成为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国博物馆小镇”。

安仁古镇的开发模式不同于以上五个古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其位于内陆的四川而不是江浙地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其拥有特殊的文化资源。据 《华西都市报》 所载邓宇 《全国唯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