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源流播报编辑
汉字源流
汉字起源说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公元前1000多年前甲骨文的出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历来各家有不同主张，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说法有：结绳说、八卦说、刻契说、仓颉造字说、刻划说和图画说。甲骨文
结绳说：在文字产生之前，古人们靠结绳记事、认事，此举起到了帮助人们记忆的作用。《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汉代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庄子·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又如《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义》： “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东汉以后，不少人把汉字起源附会于结绳 [5]。
八卦说：关于八卦的起源说法并不统一，有摹象说、星象说、数说和杨雄的“亥”为物之源说等等。《周易·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提到八卦源自庖牺氏对自然客观世界的摹象，这与“依类象形”而作的汉字的起源是相似的。孔安国《尚书》序（属伪作，但年代甚古）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把八卦和书契（文字）的作用相提并论，把汉字的起源与八卦联系起来 [5]。
仓颉造字说：相传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 [6]。黄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由于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阶段，联盟之间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联共享的交际符号，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仓颉的手上了。
“仓颉造字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说：“仓颉作书，后稷作稼。”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汉许慎《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和“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7]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仓颉画像
刻契说：刻契是古人在结绳记事后又一种帮助记忆的实物记事法，多作契约用，比结绳记事进步多了。所谓“刻契”就是在木条上或竹条上刻上刻痕。《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周易·系辞》郑玄注：“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符合。”郑玄又在《周礼·质人》注里说：“书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列子·说符篇》：“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所说的“齿”即是质契上所刻的齿痕。这种刻契具有记事记数的作用，可以作为契约的凭证，也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刻契的一些符号与某些汉字形体相似。如“一、二、三、亖、𠄡”与汉字数字“一、二、三、四、五”的古文字别无二致 [5]。宋末元初戴侗提出“书始于契，契以记数”而“各如其数”，认为“刻识其数”的契刻是原始文字的一个源头 [8]。
刻划说：郭沫若先生立足于半坡陶符与殷商甲骨文的比较考察，认为早期的文字可以从结构上分为“刻划”和“图画”两大系统，“刻划系统是结绳、契木的演进，为数不多，这一系统应该在图形系统之前” [8]。从半坡发现的刻划符号来看，有的是数字，有的是单字。许多现代学者认为它已有固定的音形义，当为汉字之源头 [9]。
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土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萌芽。
图画说：关于汉字的起源，历史上曾盛行“河图洛书说”。《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竹书纪年》指出：“黄帝轩辕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沈约注：“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 [5]《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狩，发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部分近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划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汉字主要起源于记事的象形性图画，象形字是汉字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8]。河图河图洛书洛书
沈兼士先生在1927年提出了汉字起源于记事的图画这一观点，认为在古汉字之前还有一个“文字画”的起源阶段。沈兼士《从古器款识上推导六书以前之文字画》：“盖于六书文字时期以前，应尚有一阶段，为六书文字之导源，今姑定名为‘文字画时期’”。文字画是向文字进化的记事性图画，具有亦画亦字的特点，初步具备了文字记录信息的可识性功能。关于记事图画与记词文字的联系与区别，沈兼士先生讲得尤为精辟：“文字画为摹写事物之图象，而非代表言语之符号，虽为象形字之母型，而不得径目为六书象形指事之文。” [8] [10-11]
在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晚期和良渚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发现有更整齐规则的图形刻划，是早期的图形文字。
汉字演变
汉字主要起源于记事的象形性图画，象形字是汉字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8]。后来的演变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使用楷书，但仍未完全定型。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卜骨 商王武丁时期
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
金文是指铸刻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始于殷商时期。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
大篆为汉字书体的一种。相传为周宣王时史籀所作，故亦名籀文或籀书。 秦时称为大篆，与小篆相区别。大篆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代表为今存的石鼓文，以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所书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大篆
小篆也叫“秦篆”。秦朝李斯受命统一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小篆。通行于秦代。形体偏长，匀圆齐整，由大篆衍变而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今存《琅琊台刻石》、 《泰山刻石》残石，即小篆代表作。秦权上刻制的小篆，据说是李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赞美。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康熙字典上对所有的字还注有小篆写法。小篆
隶书碑刻作品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
隶书强化了汉字的记号功能，削弱了象形功能，对汉字的改变很大，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隶书为后来的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奠定了基础。
隶书分秦隶（古隶）和汉隶（今隶）。隶书的出现，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楷书又称正书，或真书，始于东汉。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欧阳询楷作品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正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楷书到唐代发展到高峰，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体”（唐·欧阳询）、“虞体”（唐·虞世南）、“颜体”（唐·颜真卿）、“柳体”（唐·柳公权）、“赵体”（宋元·赵孟頫）等。
楷书到了宋代，出现了“宋体”，现代印刷的宋体、黑体、仿宋等字体都属于“楷书”。
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行的是草隶，即草率的隶书，后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至汉末，相传张芝脱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隶书笔画形迹，上下字之间的笔势，往往牵连相通，偏旁相互假借，成为今草，即一般所称草书，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到唐代的张旭、怀素，宋代的米芾将今草写得更加放纵，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成为狂草。草书为书法家所常用。
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时期吴国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
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
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的书法作品。代表作如张旭《肚痛帖》、怀素《自叙帖》。
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产生的，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代表人物：“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行书作品
考古发现
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贾湖刻符经碳14物理测定，距今约7762年（±128年）历史；七千年前的双墩刻符、六千年前的半坡陶符、五千多年前青墩遗址刻符、连字成句的庄桥坟遗址文字、大汶口陶尊符号、尧舜时代的陶寺遗址朱文。早期的刻划符号与骨刻文就是丰富的文字系统，后期的属于初步成熟阶段。这些考古发现可能是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也可能是各种文字发展的不同源流。贾湖刻符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有一定规律性，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可能是汉字的萌芽。
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南登封夏文化遗址发掘出的陶器上，发现了更完备的文字。当时被学者们确认的迄今为止中国有确切时代的最早的文字。汉字知识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现存最早的原始文字是记事性图画和刻符，可识的成熟汉字系统是商代的甲骨文。汉汉字汉字汉字
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汉字通常表示汉语里的一个词或一个语素，这就形成了音、形、义统一的特点。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方块状字，所以又叫方块字。如“车”“上”“明”等，“车”“上”“明”用字的形体来直接表达语言里的词义；“问”既能表意又能表音，“门”表音，“口”表意。
汉字由最原始的石刻字符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汉字七体”，即：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
发现年代最早的成体系汉字是约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的殷墟甲骨文，其使用主体是商王室贵族。与此同时，陕西周原发现的先周甲骨文，在行款、用词上虽与殷墟略有差异，但文字上却属同一个系统。二者可能具有共同的源头，承继自龙山——二里头文化遗产，其年代与文献中的夏和早商大致重合。汉字真正意义上的创制应该就在这一时期。文献上，《尚书·多士》讲“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国语·晋语》也有“阳人有夏、商之嗣典”的记载；《清华简·尹至》通过伊尹之口描绘夏桀“虐德，暴童，亡典。”可见，在周人的记忆里，夏代便已存在文字书写的典册。此外，甲骨文本身也透出不少信息。比如，甲骨文语序固定，语法结构、书写规则统一，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中不少象形字，如鬲、酉等更接近前甲骨文时代的考古遗存。这些线索都与文献中的“夏典”时代吻合。 [23]
传播
西周王朝建立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成为重要的政治制度，周人分封的地理空间已相当辽阔：北至琉璃河燕国，南至随州叶家山曾国，东至山东齐国，都出土过不少周初铜器，与商代相较，出土金文的数量与地点都大为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初年诸侯国青铜器形制大多与周王畿相同，器形、纹饰、工艺上看不出明显差异，尤其是铭文书法，不少甚至可视为一人所书。可以看出，伴随着大分封，周人及其制度、文化实现了跨区域流动，汉字从中原四向流布，在中华大地上实现了一次大规模传播。 [23]
东周以降，“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春秋中期开始，东土列国文字开始变异，形体结构与书写风格都与西周文字渐行渐远。到战国时代，各国文字面貌出现了较大分化，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政治上不统一，各国文字逐渐萌生了各自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文字使用阶层扩大，新产生的俗写字、新造字等也往往只在各区系内通行。至战国中期，汉字基本形成齐、燕、晋、楚、秦五系面貌。 [23]
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以来的列国纷争，也同时终结了分封制与世卿世禄制的传统。“书同文”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告别了战国时代的“文字异形”。除了文字形体的统一，秦的文字政策也包括用字习惯的规范。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更名木方，很可能移录自朝廷的诏令，从中可见秦代“书同文”的具体措施：正字用与正字形并重。大一统国家的形成是“书同文”政策在全国推行的保证；与此相应，统一的文字也推进了社会与思想的整合，有力保障了官僚科层制的有序展开，成为国家权威的象征。 [23]
数量
汉字的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大约将近十万个，日常所使用的汉字只有几千字。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盖98%以上，3000字则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
根据2013年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 [28]，收字8105个，分为三级：一级字表为常用字集，收字3500个，主要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的基本用字需要。二级字表收字3000个，使用度仅次于一级字。一、二级字表合计6500字，主要满足出版印刷、辞书编纂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一般用字需要。三级字表收字1605个，是姓氏人名、地名、科学技术术语和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中未进入一、二字表的较通用的字，主要满足信息化时代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的用字需要 [28]。
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
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南朝时顾野王所撰的《玉篇》据记载共收16917字，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大广益会玉篇》则据说有22726字；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53525个，曾经是收字最多的一部书；1915年欧阳博存等编著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主编的《大汉和辞典》有49964字；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有54678字；1994年冷玉龙等编著的《中华字海》有85000字。台湾地区教育主管机关编撰的《异体字字典》第五版，内容含正字与异体字，共106230字，是收录较多汉字的字典。蓝德康和松冈荣志主编的《汉字海》是至2020年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的工具书，正文收列字头单字102434个，附录收列字头单字11112个 [12]。日本《今昔文字镜》收字高达16万，其中还包含了越南旧时曾使用的以汉字为原型孳乳仿造的喃字 [27]。简体字←汉字→繁体字
历史上出现过的汉字总数有8万多（也有6万多的说法），其中多数为异体字和罕用字。绝大多数异体字和罕用字已被规范掉，除古文之外一般只在人名、地名中偶尔出现。此外，继第一批简化字后，还有一批“二简字”，已被废除，但仍有少数字在社会上流行。
如果学习和使用汉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万个汉字的音形义的话，那汉字将是世界上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学习和使用的文字了。但是《中华字海》一类字书里收录的汉字绝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而书面语里已经废置不用的字。据统计，十三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数为589283个字，其中不相同的单字字数为6544个字。因此，实际上人们日常使用的汉字不过六千多而已。
在汉字计算机编码标准中，最大的汉字编码是台湾地区的CNS11643，5.0版全字库可供查询的字共87,047个汉字、10771个拼音文字及894个符号。台港民间通用的大五码收录繁体汉字13053个。GB1803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最新的内码字集，GBK收录汉字简体、繁体及20912个，而早期的GB2312收录简体汉字6763个。Unicode的中
